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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人生:自贡近代盐商四大家族兴衰史
时间:2014-06-02 09:41:05  来源:盐都商人网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

    四川自贡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这短短八十余年间,曾经有过两批盐商因战争的爆发而崛起,也由于战争的结束而衰落。

    1853年似乎并不是一个平常年份,咸丰皇帝的眉头已经不能舒展多时,太平军已在此时攻陷了南京,两淮盐路断绝,盐税无法征收,两淮百姓也吃不到食盐。

    他于当年5月,着户部下了一纸文书:“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就这样,多年以来的岸引疆界被打破,第一次“川盐济楚”由此拉开帷幕。

    “四大家”

    这纸文书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

    在这些盐商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王朗云是“王三畏堂”的发家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利用分房所得田土作抵押,与陕西商人签订了“出山约”,规定:在扇子坝共同凿办盐井,每凿办一新井,主出井厂基地,客出押山银400两和凿办资金,全井收益分30股,主占12股,客占18股,客方分股18年届满后,井厂全部无条件归还主方。

    从道光三十年到咸丰十一年(1850年—1860年)王朗云先后复淘改造,新凿成三生、金海、添福等井,使王氏盐产量位居富荣盐场首位。

    川盐济楚期间,王朗云乘机开设广生同盐号,并在重庆、宜昌、沙市等地设立分号,专门运销济楚川盐,由此获得数以万计的财富。获利之后,王朗云大量收购田土乡庄,拥田跨富顺、威远、宜宾等地,年收租谷1。7万石,后来四川总督丁宝桢称其“富甲全川”绝非过甚之语。

    王家祖上为官,和官府关系密切,能为他广开销路提供便利,其它三家虽也和官府有些交道,但此时显然没有王家关系厚实,可他们也有自己的经营之道。

    李家全盛时期,重庆盐号的掌柜叫张大麻子,此人是“四友堂”发家的元老,向来克己奉公,但在死前突然性情大变,狂嫖滥赌。李家主事李祥庵知道后不但不谴责,反而暗中指示盐号每日为张掌柜提存50两银子以备他急需,众人皆感到奇怪,李祥庵解释道:“性情突变,将不久人世,他对我家功劳很大,这点银子算什么。”

    “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这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观念。自贡这些盐业家族多在发家后广置田产房舍,甚而走“富而优则仕”的道路。道光末年,李家的田租一年就有4000多石,胡家在光绪初年也有5000余石租谷的岁入。“四大家”还不断捐官,每一家中都有数人领取朝廷俸禄。

    在中国近代商业模式已经逐步形成的情况下,这些完全遵循古老商业模式的家族,似乎也只能借一股春风发家,“川盐济楚”的春风一刮完,“四大家”便逐步走向没落。

    辉煌的顶峰

    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岁生日,他设筵大庆,诸多朝廷地方大员都是他的座上嘉宾。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其撰写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和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灯参加祝贺。

    寿筵上的王朗云好不风光,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使得即使拥有大量钱财的商人也难以在社会上得到尊重。而此时,诸多朝廷大员的来贺,似乎也在表示王朗云不再是“商”而是“士”了,有足够资格在社会上受到众人的尊重与礼遇。

    表面情况仿佛的确是这样,早在6年前,因为抗击云南农民军的进袭,王朗云就被赏赐了花翎,其后他又捐得了候补道和二品顶戴以及三代一品封典。

    可像他这种捐来的虚衔并不能保护自己的身家,何况王朗云本人也并不避讳自己的巨额财富,并没有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商人一样韬光养晦。他太招摇了,曾不断和官府作对,还指使盐工捣毁过水厘局。虽然他最后能凭借自己的财富脱身,但至少他和朝廷的关系并不融洽。也难怪后来丁宝桢会拿他开刀。

    自贡盐商都是短时间内暴富,确实缺少一点世家大族的底蕴,虽然他们的财富和两淮盐商比起来毫不逊色,但终究只能带给他们片刻的辉煌。

    两淮盐商,自来就是清廷的大金库,他们所累积的政治势力,远非自贡盐商这些后起之辈可比。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即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开始筹画“收复楚岸”。到了同治10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南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光绪二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楚运停后,厂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了封禁,使井场烧户遭到重创,出现了“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的局势。

    “四大家”的衰败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疏销缉私为由,先后在犍乐、富荣两大盐场创办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要将以往盐商手中的川盐销售权重新收归政府。这大大触伤了以王朗云为首的大盐商的利益,王朗云凭借自己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访户部,都察院。

    丁宝桢则以王朗云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又一再控他办理官运,决定严厉惩办。于是将王朗云所有劣迹上报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

    王朗云得到京官密信通告,急逃他乡,流亡4年,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贡,并在三年后死去。

    “王三畏堂”在王朗云死后,由他的堂侄王惠堂继承。王惠堂远不及他叔父,他大肆挥霍,经营无方。在他主事期间,王家大修馆舍,修新枧宅第,耗费铜钱20余万串,承建承德堂大厦耗银十余万。王氏各房分权而居,各自只谋私利,公事不再统一,“王三畏堂”瞬间走入颓势,负债六、七十万两。

    王惠堂之后是王朗云的孙子王星垣主事,此人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债务越陷越深。在他主事其间,族人营私舞弊严重,纷纷组织商号,有的仅出少量资本,有的占干股;向公堂井灶送卖货物,货劣价高,无不利市三倍以上。

    后来虽有王达之、王作甘的一番作为,“王三畏堂”也一度出现起色,但奈何四川盐业发展已走进低谷,实是无法挽回。1928年,“王三畏堂”连本带息共负债105万两白银,被迫以大量财产作抵押,自此王家名实皆亡。

    自贡盐商的衰落,内部子弟的不肖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外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致使川盐滞销,再加上自贡盐商本身花销的巨大,覆灭只在早迟之间。

    光绪十六年,李绍棠开始主理“四友堂”。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对抽大烟力求考究的人,无论何种场合,他都踏起一双鱼尾鞋,当地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没有后跟的新鞋。他所抽大烟还不是云南的南土,而是专供宫廷使用的宫烟(印度红土,在上海改装过的鸦片)。每次吸烟时,总是三个手下用三支烟枪同时开烟。

    在他做“四友堂”总办时,大做私生意,兄弟子侄竟相效仿,“四友堂”负债日巨,李绍堂的子侄11人都各有其私人的盐业企业。其后的李燮臣作总办时,同样也竭力经营私家。致使“四友堂”盐业日趋衰败。在李燮臣下台时(1899年)负债已达96万两之巨。本来的盐场巨富在此时已沦为盐场的破落户。

    胡家、颜家也在相同的时间内衰败,到20世纪40年代末,“四大家”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绝少再有人提起。

    “四大家”因战而起,也随战而衰,“四大家”的败落,似乎并不单纯是经营上的失误。实际从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的那一天起,就宣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

    抗战与财富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自贡盐业的低谷,先是清政府政策的倾斜带给整个四川盐业沉重的打击,整个行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衰败,而后的军阀混战,繁重的苛捐杂税更让四川盐业发展举步维艰。

    但盐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远非其他商品可比,即使在这样多种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川盐产销依然有利可图。只是此时的盐业经营不再那么简单,并不能沿用过去的生产模式,而是需要更灵活的手腕,更敏锐的商业眼光,更超前的市场决断。这些又恰恰是那些旧式盐商们所不具备的。在这样的乱世中,他们往往无力再继续经营自己的产业,只能将其转卖或租赁出去,适逢此时又有一批新生商人需要将自己手中的资本转化,以牟取更多的利润。于是在不知不觉间,自贡盐厂的归属便发生了更替。这些新生商人们似乎也更适应时局,在乱世中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他们积累更多财富的机会。

    1937年抗战爆发,海盐生产被破坏,运道阻断,盐源迅速减少,全国逐渐出现食盐供不应求的情况,一些靠近前线的地区甚至发生盐荒。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 15万吨。从 1938年起,自贡盐场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就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

    新式盐商登场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自贡盐商们纷纷慷慨解囊,短短35天,便募得1.2 亿元之巨,在这场献金运动中,自贡捐款为“全国之首”。

    一群盐商能在此时捐出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显示了他们的豪气,也说明了此时自贡盐商的豪富。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就对川盐产销大加扶持,对盐商复起井灶提供大额贷款。此时已广有资财的余述怀更是抓住机会,抢先申请复起了一批井灶,获得一笔巨额增产贷款,使其企业大为发展,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其他方面。

    述怀出身农家,光绪末年他只是岳父酱园中的一名伙计。他为人精明,善于经营,在岳父酱园时就积攒了些许财富。宣统二年(1910年)他乘老盐号源昌枧经营不善之机,用自己手中的债权作抵押,取得了海流井18年的经营权,迈出其以盐发家的第一步。余述怀在开始经营盐业以后,立即用其高明的手腕在商场中赢得主动,生意越做越大,到抗战爆发前其身家就已经位居盐场前列。

    抗战爆发后,余述怀在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资本的同时,还让他在美国留学的长子厚钦,在加利福尼亚开设“天禄兴业贸易公司”,进口花旗参、手表、汽车等回国销售,获取厚利。

    此时著名的自贡盐商还有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人。他们的发迹过程都与余述怀相似,如侯策名也是出身农家,同样由杂货铺伙计干起,20年代末期买下老盐业家族的产业走入盐场。

    1938年“川盐济楚”初始之际,侯策名看准时机大量囤积盐业生产所需材料。其时局势混乱,货比钱贵,在此时借贷整套锅炉设备的钱,到抗战结束时只需一块钢板就能还清本息。侯策名借这一记“以物保值”之策大赚一笔。

    其后川盐销路大开,侯策名更开办全兴、中华两个运盐盐号,获利甚巨。到抗战结束时,其资产已达35万余元(以银币作值,其时银币与法币的比率为1比300万)。

    刘瀛洲也在此时组织了“新兴运输公司”,购进汽车和板车,从事食盐和煤炭的运输。他还不断地引进人才。将自己的盐厂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复旦大学毕业的邓燮康、邓宅华叔侄,留美归来的邓式曾,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邓燮逸等,就曾先后担任了刘瀛洲所辖盐号重庆、宜昌、上海分号的经理。

    40年代后期,刘氏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职工人数上千,公司行号皆备,形成了一个集产运销于一体,兼有金融、保险、原材料供应、机械维修在内的大规模企业集团。直到1954年8月盐厂合入公私合营自贡久大制盐股份有限公司时,该厂产量仍占公司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是今日贡井盐厂的重要组成部份。

    可1945年抗战胜刚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

    辉煌后的落寞

    对于政府的决定,自贡盐商们皆愤愤不平,既然四川的食盐在抗战中为稳定大后方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为什么国民政府不能在抗战胜利之后为川盐保留两湖地区的运销区呢?对此,曾任四川盐务局局长的缪秋杰在一个私人聚会中表示,两淮盐商历来就是中央政府的大金库,在掌控了中央钱袋子的两淮盐商面前,中央政府似乎也无计可施。

    这批自贡盐商对于自己的命运其实早有预料,他们也为此努力,但时代赋予的机遇似乎也注定要由时代来收回,个人的抗争总显得微不足道。

    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等七人就倡议组织四川盐业公司,欲将自贡两大盐场合二为一,为抗战后的川盐谋求一条出路。然而这在当时却根本行不通,就连那些中小盐商也不愿参与其中,反而成立起西南盐业公司、中华盐业公司等与之对抗。

    1946年,四川盐业公司集资20亿元,拟向中央银行以官价3万元1两购买黄金,或向外国借贷,在美国购买真空制盐设备。几经周折,才由盐务局领队,派出一个考察团赴美。最后却仍空手而回。其间,中央银行拒售黄金,不换外汇,美国和加拿大又以中国政局不稳,动荡不安为口实,不予贷款。

    在这之后,侯策名等人的理想完全破灭,向来勤俭克己的他也一改往日作风,修建起一座豪华西式公馆,还请寓居上海的周孝怀手书“涵院”二字作为馆名。

    1948年七、八月间,钮建霞新任川康盐务局局长,召集自贡场运两商开会,传达当局“扶淮抑川”政策,在会上他宣布即日起停止官收,这对当时面对严重通货膨胀的盐商们来说,不啻于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侯策名在这种情况下即刻由放款者变为贷款者,负债累累。

    当时子金三日一滚,甚至一日一滚,因此运商不愿购盐,官收又停,井灶收入来源枯竭。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时局更加混乱。逼得自贡盐商聚头商议“集体清账”。当时自贡市长甘绩丕威胁盐商们说:“谁扰乱市场,我就抓谁!”这才把这场倒账风波压制下去。

    侯策名在重庆借贷不少,此时债权人纷纷上门要债,有人劝侯策名将在渝的存盐随市卖掉偿还欠款,但盐价不振,全部存货售出的金额也不及欠款的三分之一。加之资金猛涨,侯策名的债台越筑越高,更使他坐卧不安

    此时重庆商务办事处主任钟岳樵劝侯策名暂不将重庆的存盐出售,而是恳请债主宽限三月时间,钟岳樵的意思就是让侯策名用三个月的时间做赌注,静待时局变化,希望能让事情有所转机。处在破产边缘的侯策名反复思考后也同意了钟岳樵的看法。

    果然不到三个月重庆便得以解放,盐价复涨,侯策名在重庆的存盐销售完毕即清还了所有债务。

    熊佐周、刘瀛洲等也都负债甚巨,大量资产被抵押,除却余述怀在1947年遭遇意外身亡外,所有自贡盐商几乎都走到了破产边缘。如果不是1949年12月自贡得以解放,市场恢复,这群盐商就会这样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1950年初,侯策名由重庆返回自贡,迎接他的不再是往日的辉煌,只有逐渐破落的“涵院”中野草如故。看着风草萋萋的“涵院”,此时的侯策名再也没有了任何理想抱负,他只愿安度晚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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