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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网络连载蒋蓝:《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四十八
时间:2014-08-03 10:23:27  来源:中国经济网-四川频道

    中国经济网自贡8月3日讯(记者  李远驰)中国经济网记者获悉,诗人、自贡籍作家蒋蓝正式授权中国经济网川南新闻中心,在“中国经济网自贡经济”独家网络连载新作《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

    据悉,该书用独具特色的散文笔法讲述历史,以四川提督唐友耕为中心,贯穿了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蒋蓝告诉中国经济网记者:“我所关注的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首先是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史、廉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我通过对唐友耕这样一个人物的踪迹考察,揭示个体与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

庆云街与石定忠的结局

    1920年代,对石达开诗作宣传最为出力的是诗人、词学大家卢前(冀野)。他在《石达开西行记程》里记叙说,自20岁左右的时候,曾写过一篇相当长的《石达开传》,附载在自己于1927年编辑的《石达开诗钞》一书当中。1949年以后他写有反映太平天国的小说《天京录》,并在《柴室小品》《冶城话旧》当中数次提及石达开的话题。卢前毕竟是深淫传统文化膏泽,加之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和“儒侠”谭嗣同就义的余风所及,他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对石达开的诗作赞叹备至。1927年,他特作《读翼王诗有感二首》,与其说是在咏叹石达开,不如说是利用这一个反叛体制的头颅,装入了自己的酒与血:  

铁蹄踏坡石城月,赢得红巾遮黑头;

七字吟诗人苦未,依然羸马巴陵秋。

  

如许头颅空自惜,西川人过泪双垂;

至今峨嵋离岭树,犹是猿啼月落时。

    除了卢前,沃邱仲子费行简的回忆弥足珍贵。他记载了一个历史碎片,对我们认识石达开到达成都后态度由不卑不亢突变为强硬大有帮助。

    在省城臬台监狱,唐友耕不但亲自安排了看守人员,连为石达开一行操作一日两餐的厨师也是他挑选的。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不合法律程序,但这些均是沃邱仲子的父亲亲眼所见,不能不信。初次审讯时,石达开还对骆秉章口称“宫保”,透着尊敬。但接下来他就变了。在第二次由杨重雅、唐友耕审讯时,石达开的双眼精光大炽:“骆宫保说本朝从不杀降,今竟如何?会造反的人很多,不一定要我石达开!”

    因为石达开终于得知大树堡几千兄弟被一夜屠杀的消息。

    沃邱仲子揭开了这个谜底。走漏消息的是按察使的狱卒张守铭(江宁人,因为爱酒,成都人称之为“张癫”)。张某曾经私下说,太平军在南京不事劫掠,远胜湘军,他尤其不忍见石达开被处死。他利用间隙,把大树堡的屠杀情况告诉了石达开。这也显示了唐友耕的百虑一失,狱卒张守铭就像一个烂钉子,让他们盘算好的一桶水白白漏走。狱卒张某立即被制度清除出列,并问罪。

    沃邱仲子对此人给予很高评价,他见过张守铭,许为奇士。并说“当日政界中能为此语者,仅见此人而已。”

    1863年6月27日清晨,石达开走到石定忠身边,俯下身子说:“定忠,不要怕,很快便能再见到父王了。”说罢毅然起身,昂首而出!他去赴诺了。

    石达开托唐友耕办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儿子石定忠与自己安葬在一起。他知道,自大树堡屠杀后,事情的结局都很清楚了。他对唐友耕说:“我盼望的就是这一天,而今如愿了。论打仗你我是仇敌,论朋友则不异于兄弟。前回你们收去的文件,要毁则毁,可留者留,留着后人当《列国》、《三国》看,也可以知道我多少事迹。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

    唐友耕答应了。当时石达开不知道的是,等待他的是凌迟。

    那么,5岁的石定忠是怎么“办理”的呢?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的李伯元有遗稿《南亭笔记》里,以及近代词人况周颐的《眉庐丛话》,均记载了大同小异的一条涉及成都的掌故:《鸩杀石达开之子》:

    “ 骆文忠公秉章,粤之花县人。石达开就戮时,殷殷以幼子相托。文忠以与同乡许之,养其幼子于署,将冠矣。文忠一日试之曰:‘汝已成人矣,将以何者为自立计耶?’石子大言曰:‘我惟为父报仇耳。’文忠大骇,阴使人鸩之。呜呼!父子天性,乃一至于此哉!”(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四)

    在我看来,这不但是鬼话,而且是响亮的屁话。仅仅几年之后,骆秉章就老死于成都,怎么可能把“孽种”抚养成人?这分明是在褒扬骆秉章的仁义以及石定忠的忠义。

    费行简在他回忆与乃父谈话的《石达开在川陷敌及其被害的事实》一文里记载说:骆秉章在审问石达开时,曾提及石定忠:“现你带来之幼子,听说很聪明,你尽管放心,我决不准谁加害。”这番对话的真假很难说,但文章里有两段记载最让我心颤——

    翼王就义之后,“定忠自不见其父,日夜啼哭,由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未毙前禁卒谢福以实告之。他问:‘我死可见父乎?’谢说:‘正好见于天上’。他遂破涕为笑。”

    “归安孙古春丈曾贻书重雅曰:‘此稚子何辜,亦罹至死!君诚儒者,奈何慕屠伯所为耶!’杨则诿为唐友耕向骆所献策,后为唐所知,两人在官厅大骂,几乎动武。”

    听到可以与父亲相聚“遂破涕为笑”的小孩子,自然是真实的。无论是相见于“天上”,还是“地下”,他甚至明白了死亡就是过一个门槛,可以见到爸爸了。我从历史文献里,打捞出这个名叫“谢福”的狱卒,心里反而升起了一丝奇怪的宽慰——若不是他良心发现的实话相告,那5岁的娃娃怎么会讲出这般话?!而且他出来告诉了别人——这个让我大恸的场景,就无法出现在历史文献当中。

    沃邱仲子又一次记录了一个“反官场”的声音,那就是孙古春昂然指责杨重雅的“屠伯”之举。这让我们发现,在铁板一块的晚清官场,竟然也还有一丝裂纹,发出了良知的微声。

    对骆秉章手下而言,杀害5岁的石定忠,谁来背这个不义的名声?四川按察使、巍巍“儒者”杨重雅必须忍辱负重担此重任。准确点说,杨重雅就是“臬台”监狱的总老板。王闿运《湘军志》里记载了这个反复之人的情状:“秉章初至夔,逢曾望颜诉布政使副将状而泣,亦颇言将军短。杨重雅以署成都府事致累望颜,身亦被谤忌,出知顺庆,罢官,倾心奉秉章。”(《湘军志》,140页)杀害5岁娃娃的计策出自这样的“大儒”,完全合理。值得一提的是,杨重雅后来因逼反武将李扬而被免去广西巡抚一职,他准备把大量不义之财带回老家江西德兴梅溪村。但金银太多,路途遥远而危险。杨重雅的老母修书一封,嘱他须过半个时辰方能拆看,言毕吞金而亡。杨重雅拆开母亲的信,方知母亲之计。扶母亲灵柩回乡,使用了9口棺材,藏在8口棺材里的金银珠宝被当成随藏品混过了关卡。

    面对官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唐友耕绝对不能接受杨重雅强行赠与的“屠伯”帽子,毕竟他的血色“帽顶”已经太多了。他要把这个桂冠回掷过去。为此,他找“罪魁祸首”杨重雅理论,几句不合,立即开骂,一个从二品大员和一个三品大员,就要在官厅里动手!这也是我在史料里,见到的唐友耕与官员唯一的一次矛盾爆发。

    徐士林(1684-1741年)为官30年,出任过江苏巡抚,他正直忠厚,敢作敢为,临政不阿,他为官的宗旨是“善政养民”,曾在江苏臬台门前手撰一联,成为“内外问刑衙门”者的座右铭:“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如果用此看待杨重雅,就发现无论是出于刑法还是为了国家、人伦,他是非常丑陋的。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杨重雅写过一首怀张良的诗《过紫柏山谒留侯祠》:“出处犹龙不可思,神仙弟子帝王师。那知阅历深沈处,都在长安大索时。圯桥进履气恬然,胯下王孙事亦传。一作神仙一功狗,论人须到盖棺年。”当棺材板板已经烂得荡然无存之后,我发现,他至多就是一条“功狗”,旺旺旺,历史的可叹,恰在于斯。

    石定忠被官府缢杀,台湾学者黄嘉漠认为“诚以当时主持香港《华字日报》及《广智录》笔政的人,原为粤籍人士,既该属同乡,对于骆秉章的平生宦绩及行事,当必耳热熟能解;且其记述发表日期.距离事故发生的时间不过三十余年,以熟悉的争论撰述成文,应属扼要确实。复与前引柴氏记述参照.尤信而有征。”(《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三编:《太平天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8月初版) 著名学者盛巽昌撰文认为,黄嘉漠先生的意见是针对抗日战争以来所流行的石定忠“为官”说(已为简又文刊记于《太平天国全史》)。而“为官”说流传甚广,于崇仰石达开为人者,更有殷切所望。盖其源始于历史学家任乃强。

    任乃强称,这个消息得自西康省政府民政督察员乐凤鸣口碑,乐某乃石定忠晚年相好云云。任乃强称:“石王子定忠,以齿稚免役,不知何故,其人竟未死,改姓名曰时雨化,入绵州州学。光绪丁酉,与邛州龚秉衡玉帛同拔,又同分发贵州作知县,甚相得,尝密告龚,实翼王子也”。(《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见西康省《康导月刊》1943年第五卷,第七、八期)1922年刊布的《邛崃县志》亦有“有云石子至今尚存,改姓为时,颇善书画,未知确否?”(《咸同防守记》)盛巽昌认为,旧时文人多喜捕风捉影,且因道路闭塞,戴盆观天,多以道听途说之录为实。黄嘉漠先生考证,所调时雨化者,乃是“从《绵州县志》找到一个时守忠,有意影射为时雨化,以时守忠事迹为其蓝本,牵强附会,从而虚构所谓时雨化其人其事。”此谓至言。另据沃丘仲子说,石定忠仅死于其父后数日。谓称石达开被送上刑场前,石达开对唐友耕说,“定忠自然没有活路,望你将他与我葬于一处。”又称“定忠不见其父,日夜啼哭,杨重雅建议,以布包石灰堵口鼻压毙之,未毙前禁卒谢福以实告之。他问:‘我死可见父乎?’谢说,‘正好见于天上。’他遂破啼为笑。被害时顷刻即死,死后闻葬于庆云庵旁,但亦不能确指其处。”(《关于石达开幼子石定中的下落》,刊四川省文史馆《文史杂志》1992年5期)

    我所在的成都报业集团东后门就在庆云街。此地因曾有庆云庵,庵外有一口大水塘叫庆云塘。据载,早年的庆云塘接通解玉溪,活水自桂王桥逶迤而来,蓄水量相当大。庵废已久,塘畔有塘坎街,今亦不存。庆云街南端临十字口。左拐是双凤桥街,通向著名的东校场。右拐是贵州馆街,通向三槐树街。直走过十字口便是庆云北街与庆云南街。查1948年测绘的《成都市街道详图》,可以清晰发现庆云庵就在塘坎路以西,这条路如今是成都日报报业集团面朝红星路一侧的临街走廊。而庆云塘正在报业集团大楼之后的“新闻广场”位置。那里拆得美轮美奂,仅剩一面庙宇的黑墙,还有一棵参天银杏。我再没有进一步证据了,但我相信唐友耕把石定忠埋在庆云庵!

    一个深秋的黄昏,我匆匆从报社那棵大银杏树下走过,我踩响了金箔般的杏叶,发出裂帛之声——我回家后,写出了《雷击之树》一诗:

树举起闪电一饮而尽

天空龟裂

向更高处塌陷

只剩下树,和树的酩酊大醉

 

反刍中的时间

空气里浮满树幼年的小手

身体被火的利斧劈开

树汁的星星射到高空

 

写作中,我被一个词割破了舌头

剑锋从树干伸出

把最粗大的根

化作碳的灰姑娘

 

雷击之树站在庭院二百年了

当暗夜的流云找不到去路

它就会用肚腹

去擦燃——这根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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